如今，无论在科研投入、人才规模，还是成果产出与前沿突破方面，中国都已实现了质的飞跃。然而，每到诺贝尔奖开奖季，我们仍常陷入擦肩而过的“躁动”中。
诚然，诺贝尔奖并非衡量国家科研实力的唯一标准，但长期以来，它偏向那些能够突破人类认知边界的研究，这类突破往往需要几十年的验证与积累，许多获奖成果对后世科研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其中不乏华裔、日裔学者的贡献。若仅以“政治性”或直觉质疑诺贝尔奖的含金量，似乎有失偏颇。
跳出情绪化的表达，中国已经拥有庞大的科研体量以及门类齐全的科研体系，为什么总与诺奖有“一步之遥”？
本文观点来自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校长学勤讲座教授、公共政策学院院长、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，文章来源IPP评论，特此分享。
在郑永年教授看来，从许多指标来看，中国完全具有“诺奖社会”的条件。但诺奖青睐的基础研究，尤为需要研究者带着纯粹的好奇心探索，但当下我国存在 “帽子”“级别” 等形式的诱惑、行政化的干扰，以及“有组织科研” 对个人兴趣的压抑，都在消磨这份纯粹。另外还有来自功利主义的教育与文化土壤的更深层次问题。
郑永年教授认为，如果仅从指标来看，中国社会确实具备了“诺奖社会”的条件：学界和知识界的生活水平已超越中产水平；我国有世界级的学术和科研基础设施投入；在一些学科（例如医药）中，学者拥有巨量的样本；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，学者们拥有很大的自由度；中国的研究产出量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，已成为“论文大国”。
因此，人们需要进一步从环境与土壤两个方面思考。诺贝尔奖强调的是原创性的研究和发现，而应用性研究则很难获得奖项。基础研究需要具备一些条件：一是研究者独一无二的兴趣，二是研究人员所拥有的自由，三是研究者们所享有的经费保障。从这些方面来检视中国学者所处的环境，就能看到一些现实问题：
第一是“帽子”。中国的“帽子”具有巨大的含金量，学者常为争取一顶“帽子”花费巨大的精力。
第二是“级别”。中国学界各领域常被各种“学阀”所控制。知识界的竞争基本上表现为学阀之间的竞争。一个学阀一旦消失，往往会出现“树倒猢狲散”的局面，难以实现传承和积累。
第三是“位置”。中国学界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行政主导的体制。若能获得位置，“屁股指挥脑袋”的原则就开始发挥作用 ，学者一旦变成“官员”，往往会荒废研究。
第四是“荣誉”。在极其势利和功利的环境中，如果无法带来实质利益，荣誉便毫无价值。学者们对自己荣誉的不尊重与社会对学者荣誉的轻视互相强化，容易形成恶性循环。
第五是“有组织科研”。研究者们的兴趣往往需要服从于组织或国家的“兴趣”。同时，“有组织科研”大多带有服务于“赶超”目标的应用性质，而且也往往导致思想市场的缺失。
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功利主义的教育与文化土壤。迄今的教育秩序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“人”，而是培养“才”。这个“才”在前期由家长和老师等广义上的“组织”决定。而进入现代社会后，教育系统更是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有效工具，学生必须实现国家的“兴趣”。对各个层面的权力载体（无论是政治还是资本）来说，培养人才就像生产“土豆”一样。这种局面的延续对学生、家庭、社会和国家都是不利的，更不用说实现人们摘得诺奖的目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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