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，不少“美食家”叫人不敢恭维，他们品尝美食的时候，那些故作清高的作派，是在炫耀自身的档次，夸耀自己的品味，显示自己的富有。
许多美食家品尝美食的视频、谈论美食的文章，像是自己正在皇宫进御食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让我们这些普通观众和读者产生一种“自己不配”的自卑感。
相反，读苏东坡这吃货谈吃喝的诗文，让人特别亲切和温暖，他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人间烟火气。
读他的《猪肉颂》，仿佛闻到了他身上的油烟味；
读他的《酒子赋》，仿佛又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；
读他的《煮鱼法》，仿佛闻到了他身上的鱼腥；
读他的《菜羹赋》，仿佛闻到了他身上的野菜香。
他自己喜欢吃什么菜，便自己下地种什么菜，自己下厨做什么菜，友人团聚他自己还常常自备酒菜。
他在黄州《与子安兄书》中说：
“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，躬耕其中。作草屋数间，谓之‘东坡雪堂’。种蔬接果，聊以忘老……常亲自煮猪头，灌血腈，作姜豉菜羹，宛有太安滋味。”
去年，我特地去了一次黄州的东坡雪堂，见到堂前“十数亩”荒地，可惜东坡当年的荒地现在还荒着，当地人在上面稀稀落落种了点蔬菜。
“早晨起来打两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”，我特别喜欢《猪肉颂》结尾的这两句。在麻城老家吃香喷喷的煨猪肉，我常常也是连“打两碗”，后来在武汉吃藕煨排骨，同样经常连“打两碗”。这两句也让我想起农民工，他们在工地遇上好吃的饭菜，不也是起来连“打两碗”吗？
又岂止是这两句呢？东坡所有谈吃谈喝的诗文都特别近情，煮猪肉就像乡民，煮鱼羹就像渔民，煮菜羹就像菜农，他从来不装不炫不作。恰如他煮的菜羹“味含土膏”一样，东坡本人也散发着泥土的清香。这种泥土气和烟火气，本质是“绚烂之极”“乃造平淡”（《与侄书》），表明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装点的真人。
他那泥土气和烟火气的大俗，恰恰是极本真极自然的大雅，这就是所谓“大俗即大雅”的深层原因。
估计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，心中有事便夜不能寐，精神焦虑则吃饭不香。食欲完全受心情的影响，心情不好会引起内分泌严重失调，而内分泌一旦失调，哪怕山珍海味摆在面前，你都懒得动一动筷子。
为什么不管贬到哪个地方，苏东坡总是胃口倍儿好，吃饭倍儿香呢？
《自题金山画像》写于东坡逝世前两个多月，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自我总结：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这三个州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巨大影响？为什么在他心中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？
贬黄州正是乌台诗案之后，苏东坡完全是“向死而生”，他不断对自己进行灵魂的拷问：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？”（《临江仙·夜归临皋》）
他彻底解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，实现精神的蜕变和人生的升华。活着就应当“性之便，意之适”，决意要活出真我。
贬惠州则是年迈远走岭南瘴气之地，此时此刻他不仅超脱了功名利禄，而且已经超然于死生之际，“蘧蘧未必都非梦，了了方知不落空。莫把存亡悲六客，已将地狱等天宫”（《次韵答元素》）。
他在惠州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你看他大嚼槟榔，大吃荔枝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……
贬儋州更在花甲之年“并鬼门而东骛，浮瘴海以南迁”，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，都断定东坡“生还无期”（《到昌化军谢表》）。
任何一个人处在这种境地，即使不哭天抢地，也定会肝胆欲裂，哪还有心思品尝玉糁羹？可苏东坡刚到儋州不久，便写信给家乡友人杨济甫说：“某与幼子过南来，余皆留惠州。生事狼狈，劳苦万状，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。”
“翛然”见于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翛然而往，翛然而来而已矣。”它是指一种超然洒脱的心境，一种无拘无束的样子。这个吃货连死都不在乎，他还在乎被贬到儋州吗？
东坡中晚年大都在贬谪地度过，但他于人没有怨恨之心，于己没有悲戚之色，因而，《菜羹赋》中“先生心平而气和，故虽老而体胖”两句，便是他的自豪与自道。你要想人老而“体胖”，就得“心平而气和”；你要想“心平而气和”，就得超然于功利，甚至还必须超然于生死。
《景德传灯录》中有一则禅师的对话：
有源律师来问（慧海禅师）： “和尚修道，还用功否？”
师曰：“用功。”
曰：“如何用功？”
师曰：“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。”
曰：“一切人总如是，同师用功否？”
师曰：“不同。”
曰：“何故不同？”
师曰：“他吃饭时不肯吃饭，百种须索。睡时不肯睡，千般计校，所以不同也。”
要是为功名所累，为利禄所牵，为生死所困，那就像慧海禅师所说的那样，“吃饭时不肯吃饭，百种须索。睡时不肯睡，千般计校”。
东坡将功名利禄生死全都放下，以使自己“胸中廓然无一物”，此时“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”（《与子明兄书》）。看看他的《与王定国书》：“某其余坦然无疑，鸡猪鱼蒜，遇着便吃；生老病死，符到便奉行，此法差似简要也。”他对于自己的“生老病死”，如此坦荡，如此洒脱，对于“鸡猪鱼蒜”，才会“遇着便吃”，吃着便香。
难怪他既不择时地，也不择食物，“遇着便吃”，一吃起来都放不下筷子：吃荔枝吃出了“厚味高格”，吃鱼羹又吃出了“超然高韵”，吃野菜羹也吃得流口水，吃羊脊骨更吃出了“水平”……
